忠厚传家诗书webos系统继世杨振宁:父亲和我
本文摘要:[编者按]: 由翁帆女士编译、杨振宁先生所著的新书《曙光集》1月6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上市。《曙光集》一书中,精选了杨先生及其友人所写的五十多篇文章,包括论文、演讲、书信、访谈、散文等,其中约一半文章未曾结集出版,很多篇目也从未发

      [编者按]:由翁帆女士编译、杨振宁先生所著的新书《曙光集》1月6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上市。《曙光集》一书中,精选了杨先生及其友人所写的五十多篇文章,包括论文、演讲、书信、访谈、散文等,其中约一半文章未曾结集出版,很多篇目也从未发表过。全书涉及杨先生深刻的科学观点、独特的社会见解和丰富的个人情感,既展现了二十世纪一个人的历史和一个学科的历史,也反映了二十世纪一个民族的浴血重生的历史。这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总结之作,还是一部开来之作,它既是杨先生面向过去的生动总结,又是他面向新世纪的曙光展望之作。书中还收录了杨、翁对这段恋情的理解。现特将书中部分内容刊载,以飨网友。

    父亲和我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7年12月,总第44期。

    一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相片。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笔挺。我想那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两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照的,衣着、神情都已进入了20世纪。父亲相貌十分英俊,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神态,在这张相片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父亲1923年秋入史坦福大学,1924年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院。四十多年以后我在访问史坦福大学时,参加了该校的中国同学会在一所小洋楼中举行的晚餐会。小洋楼是20世纪初年因为中国同学受到歧视,旧金山的华侨社团捐钱盖的,楼下供中国学生使用,楼上供少数中国同学居住,60年代这座小楼仍在,后来被拆掉了。那天晚餐前有一位同学给我看了楼下的一个大木箱,其中有1924年史坦福大学年刊,上面的Chinese Club团体照极为珍贵。其左下角即为该小楼1923—1924年的照片。木箱中还有中国同学会1923年秋的开会记录。


    1928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以后我们三人和一位自合肥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三千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背《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abcde……”;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顺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八卦:“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等等。


    史坦福大学1924年年刊上的一页。父亲的名字是杨克纯(K.C.Yang)。他是第二排左起第六人.

    史坦福大学1923年秋“中国会”名单与签名页。父亲是第11人.

    1929年我与父母亲摄于厦门父亲少年时候喜欢唱京戏。那一年在厦门他还有时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不过他没有教我唱京戏,只教我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记得开始时他让我十六子,多年以后渐渐退为九子,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真传”。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七子。

    1929年照的父亲和母亲当时都那么年轻。也是同一年在厦门鼓浪屿日光岩上照的。那天我很显然不太高兴。三十多年以后,在1960年父亲与母亲自上海飞到日内瓦跟我团聚以前,三弟翻出这张照片要他们带去给我看。父亲说:“不要带,不要带,那天我骂了振宁一顿,他很不高兴。”
这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国立清华大学1948级年刊》中的《平面全图》。图中今天的生物馆以南,静斋和供应科以西,西院以东的地区,基本上与30年代的情形相同,只是南面的校围墙比30年代的围墙向南移了恐怕有一百尺(30年代的校围墙的这一段在图中“B”的地方,在马路和河的北面,与它们平行)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院于20世纪30年代向南方扩建后,我们家的门牌改为11号。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八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小书《读书教学四十年》中第112页写的。里面所提到的“在园里到处游玩”,主要是指今天的近春园附近。那时西北起今天的校医院、近春楼、伟伦中心,南至今天的游泳池和供应科,东至今天的静斋,北到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河以南的建筑,都还没有兴建,整块都是一大遍荒地,只有一些树丛、土山、荷塘、小农田和几户农家,变成我们游玩的好地方。

    是《国立清华大学1948级年刊》上的《平面全图》的一部分。图中“32”就是我读书的小学:成志学校,现在是工会。自1929年起我在这里读了四年书。我每天自西院东北角家门口“A”出发,沿着图上依稀可辨认的小路向南行,再向东南走,爬过—个小土山便到达当时的清华园围墙(“B”),然后沿着围墙北边的小路东行到成志学校。这样走一趟要差不多二十分钟,假如路上没有看见蝴蝶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话。

    另外一条我常常骑自行车走的路是图97f.7中自家门口东北行的大路。此路的另一端是当时的校医院(即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桥(“D”)。每逢开运动会,我就骑自行车沿此路此桥去体育馆,和成志学校的同学们组织啦啦队呐喊助威。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图里面的第三条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在“C”附近)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十一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G.H.Hardy和E.M.Wright的《数论》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er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space groups的图。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得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尔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经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

    1938到1939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他借了G.H.Hardy的Pure Mathematics与E.T.Bell的Men of Mathematics给我看。他和我讨论ser theory、不同的无限大、the Continuum Hypothesis等观念。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40年以后在Selected Papers(1945—1980)with Commentary(Freeman & Company,1983)第74页上我这样写道[1]: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能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三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1941年秋为了写学士毕业论文,我去找吴大猷教授。〔他〕给了我一本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叫做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2]今年(1997)为了庆祝吴先生的九十寿辰,邹祖德和我写了一篇文章[3],用群论方法计算C60的振动频率。C60是一个对称性特高的分子,用群论讨论最合适。(有这样高度对称的分子不仅在1941年吴先生和我没有预料到,在1983年我写上面的那段话时也还没有任何人预料到。)

    抗战8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最近三弟杨振汉曾这样描述1945年夏抗战结束时我家的情形[4]:1945年夏,大哥获取了留美公费,将离家赴美国读博士。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艰苦和漫长的抗日战争看来即将过去,反德国法西斯战争也将结束。我家经受了战乱的洗礼,虽有精神和物质损失,但是我们家七口人都身体健康,学业有进,更可喜的是儿女们都孝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亲情常在,我们一家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非比寻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珍视的。

    抗战胜利至今已51年了,父亲、母亲和振复(振宁注:振复是我们的五弟,1937年生,1985年卒。)均已长眠于苏州东山。回忆抗战八年的难苦岁月我们家真可称得上美好、和睦和亲情永驻的家。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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