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智囊:东北问w88题的症结与东北振兴的根本出路
本文摘要:常修泽,爱思想网专栏学者。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兼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本文原标题为《东北

常修泽,爱思想网专栏学者。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兼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常修泽,爱思想网专栏学者。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兼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本文原标题为《东北振兴战略新论》,由于篇幅限制,略去了引言、第一部分(东北的战略地位)和注释。点击文末“”可查看完整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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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社会有些舆论把“东北经济下滑”作为深层和症结性问题,笔者认为,这只是“表层现象”而已。透过“东北经济下滑”的表层现象,探讨其深层的问题,笔者以为,是根深蒂固的 “体制病”“结构病”“发展方式病”三种“病”在作怪。

  2015年东三省的国有企业利润总额是-52.7亿元(其中辽宁负值最高),三个省的亏损面大体在一半左右,特别是作为经济效益重要指标的国有企业净资产利润率为-0.3%。这就意味着东三省,近1万亿元的国有净资产(加上银行贷款等超过2.8万亿元的国有总资产)经营一年,不但没有利润,反而整体亏损。

  必须要克服狭隘化和“单向度”的传统思维。既要他人扶助,更要自我救赎;既要回味光荣,更要新的解放,让每一个东北人“心灵放飞”,把东北人从传统体制这个无形的笼子里解放出来,实现自身进步和发展。这是“新社会的本质”, 也是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本质和“伟力”之所在。

  “振兴东北”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提出的重大战略。从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提出“振兴东北”,到2016年再次提出“全面振兴东北”,东北处在极其艰难的历史性“爬坡”过程中。东北振兴,从经济发展角度研究,事关全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大局,从人本主义角度研究,事关1亿东北人乃至相关更多人的福祉。全国民众、海外炎黄子孙以及国际人士对中国东北的发展及其战略寄予厚望。

  、东北战略问题的症结

  自2003年10月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以来,恰值全球经济处于“大稳定”时期,国内经济也处于上升期,再加上加大对东北的投资,使得东北的经济社会经历了一段快速的发展阶段,但深层的内在矛盾被掩盖下来。到2014年,在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水落石出”,问题暴露出来。

  2016年2月,在全国政协“东北转型专题调研专家座谈会”上,笔者提出,这里有一点值得深思,就是一年投入46540多亿元的资金(2013年),按说不应该先落,应该挺得住。但是,辽宁、吉林、黑龙江2014年、2015年都在中国的最后5名之内。那就需要研究:那么大的投资,效果如何?不能说没有作用,没有意义,但是需要反思:这个“行政投入型”思路行不行?能不能让它继续在新的10年中惯性运作?

  现在来看,在2003-2013年这一时期,虽然做了很大的努力,但采取的不少是“短平快”“先得利”的办法,“治标未治本”。有两个关没有闯,更谈不到闯过去。就是今天看到的“水落石出”的那两个石头:一个大石头是“体制”,“体制关”没有过;一个大石头是“结构”,“结构关”也没有过。与这两个石头相联系的还有“发展方式”问题。

  现在,社会有些舆论把“东北经济下滑”作为深层和症结性问题,笔者认为,这只是“表层现象”而已。透过“东北经济下滑”的表层现象,探讨其深层的问题,笔者以为,是根深蒂固的 “体制病”“结构病”“发展方式病”三种“病”在作怪。

  (一)体制病:“沉重的翅膀”

  1. 影响东北起飞的“沉重的翅膀”

  “沉重的翅膀”一词引自现代著名女作家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 。这是一部反映改革开放初期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并获“”茅盾文学奖“作品,小说中描写的工业战线复杂斗争即有东北的某些原型。恰好在小说描写的同一年(1980年),笔者在东北调研基础上发表了《长期并存 比翼齐飞》一文。文章重点是探讨 “所有制结构”的,主张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当时只认识到非国有的城镇集体经济,未提出民营经济)“长期并存,比翼齐飞”。有意思的是,这里的“齐飞”与“翅膀”息息相关。

  37年过去,笔者认识有所深化:除认识到“所有制结构”内部需增加非公有的“民营经济”外,还需增加一个与“所有制结构”同样重要的“经济调节结构”。因此,在21世纪第1个10年的今天,探讨“长期并存,比翼齐飞”,就不是一个,至少是两个:一个是“经济调节结构”方面的“长期并存, 比翼齐飞”;一个是升级版“所有制结构”方面的“长期并存, 比翼齐飞”。而恰好在这两个2.0版的“长期并存,比翼齐飞”中, 我们都看到了东北“沉重的翅膀”。

  2.“经济调节结构”:市场化程度不高,行政调节“沉重的翅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性中起决定性作用及政府发挥更好作用”。最关键的就是五个字--“决定性”和“更好”。笔者认为,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调节结构”方面最大的理论进展,应该说,是一个理论突破。 意味着将向政府干预性模式告别。那么,东北“经济调节结构”,究竟是“市场决定”,还是“政府主导”(或称政府干预性模式)?长期以来,东北存在的“政府主导”到底改了多少?笔者调查的结论:政府权力存在明显的跨界,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在揭示东北体制病时第一个判断就是“市场化程度不高”。这是符合东北是实际情况的。需要从“市场化”视角切入进行深入探索。

  在资源配置方面,世界各国都不可能有100%的市场化,总会有政府调节的一定空间。如何从统计数据上测算上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性中起决定性作用及政府发挥更好作用”的程度,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王小鲁教授、樊纲教授等所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一书,是从这5个方面来测算市场化程度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 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有3个分项指标:“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缩小政府规模”。应该说,用上述5大方面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3个分项,来反映市场化程度是可以的。

  我们先看辽宁省,2014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排在全国第21位,其中:“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排在第13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排在第25位;“缩小政府规模”排在第19位。

  再看吉林,2014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排在全国第19位,其中:“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排在第12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排在第16位;“缩小政府规模”排在第2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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