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肩郭朝晖负使命苏联行
本文摘要: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肩负历史使命,积极奔走于西安、杭州、庐山、南京、武汉、重庆、延安等地,深入大后方城市的街道社区和硝烟弥漫的前线战场,开展抗日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肩负历史使命,积极奔走于西安、杭州、庐山、南京、武汉、重庆、延安等地,深入大后方城市的街道社区和硝烟弥漫的前线战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凝聚各方面力量,为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周恩来还走出国门,远赴苏联,在治疗臂伤的同时,进一步介绍宣传中国的抗战情况,加强中共与苏联的直接交流和联络,为中国抗战争取了大量援助,增强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力量。

  蒋介石派来了大飞机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在赴中央党校作报告的途中因马受惊,不幸摔伤,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治疗了一个多月效果仍不佳。由于右肘始终处于半弯曲状态,无法伸直,右臂肌肉开始出现萎缩,如不及时治疗,有成终生残疾之虞。于是,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赴苏联医治。

  由于延安没有自己的飞机,中共中央只好电请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派专机送周恩来赴苏联治病。但抗战期间,交通工具本就奇缺,航空资源调配更是紧张,加上周恩来身份特殊,使得航委会进退维谷。但随后延安又来电,称已请求苏联派专机来接,航委会才如释重负。

  蒋介石闻讯后却勃然大怒,严令航委会必须派专机赴延安接送周恩来。据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在1939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今日张主任(即时任委员长侍从室一处主任张治中)在研究大会席上,报告此次周恩来在延安受伤,电请派飞机接送莫斯科治疗。航委会无机可派,正踌躇间,延安电称,已请莫斯科派飞机来迎。委座对于此事甚怒!责令航委会一定派机去接送,不许苏联飞机来迎。张主任称,当初未深察,及委座责备后,始恍然领悟!可知做事,不可丝毫忽略,不可有百分之一之懈怠!”那么蒋介石为何大怒,并坚持派专机送周恩来呢?唐纵在1939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苏俄飞机来去兰州,不事先通知我方,黄秉衡(时任兰州空军第一军区司令)来电请示。陈主任(即时任委员长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处事非常谨慎,尤其对于国际问题,丝毫不敢做主。今日委座批下要当地严重表示,未得通告不许自由入境。这是何等正当之处置。”从文中可以看出,当时苏联飞机无视国民党当局,经常自由出入西北国境。尽管处于中国抗战的非常时期,但未得通告擅自出入中国领空,仍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如今国民政府若不派专机接送周恩来,更给了苏联飞机出入中国境内绝佳理由;其次,时逢国共合作抗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是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何况周恩来还身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一职。如此要人出境赴苏疗伤,国民政府却派不出专机,实在很伤蒋介石的颜面。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为何对航委会“不讲政治”的表现“甚怒”了。

  就这样,在蒋介石的“特殊关照”下,1939年8月27日,一架美制道格拉斯大客机抵达延安,与周恩来同行的有其夫人邓颖超、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原红军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及其儿子陈祖涛、高岗儿子高毅、陈伯达儿子陈小达、孙炳文烈士女儿孙维世、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专家李德等人。周恩来一行乘机飞抵兰州,然后转往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并在那里乘苏联专机飞至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最后坐火车抵达目的地——莫斯科。

  时间最短的治疗方案

  周恩来一行顺利到达莫斯科后,受到了苏联方面的热烈欢迎。1939年9月14日下午,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联系,周恩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治疗。

  苏联政府对周恩来的臂伤十分重视。据任弼时秘书师哲回忆,苏联专家名医曾先后进行了3次大会诊,提出了两个治疗方案,供周恩来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把肘骨拆开,另行接骨。其好处是愈合后胳膊可以运转自如,缺点是所需时间较长,痛苦太大,而且要冒手术不成功的风险;第二个方案是不开刀,采用按摩治疗的方法。这样做所需时间短,缺点是将来胳膊只能在40度至60度以内活动。周恩来考虑到“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长期在国外治病”,坚持选用第二个方案。

  但从后来发现的史料来看,实际上当时的苏联医生还是给周恩来做了手术。学者李永昌从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现存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邓颖超于1939年10月8日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里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周恩来在医院治疗臂伤的经过。据信中记载,手术于9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这是一次小手术,只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一周之后拆线,经检查,伤口已经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起实施按摩治疗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目的是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能力。按照当时教授和医生们的最初估计,周恩来的手臂将可以弯曲45度。经过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疗,他的手可以移动,手部的颤抖也已减轻。但是,邓颖超在信中也指出,根据现有的情况可以肯定,尽管以后手的弯曲程度要比预料的大些,但是要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这只手最终将面临半残疾。

  尽管不需要动大手术,但治疗过程却是异常痛苦。注射麻药后,医生把周恩来的胳膊强行按在一定的角度上加以固定。麻药失效后,周恩来经常疼得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然后进行按摩,使萎缩的肌肉恢复生机,依旧是疼痛难忍。但周恩来凭借着极强的信念和毅力,顺利地完成了治疗过程。

  工作比医病更重要

  周恩来此次赴苏联除疗伤外,还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即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共产国际介绍说明中共的抗战情况以及国共关系,争取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

  早在治疗期间,周恩来就经常不顾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劝阻,忍着疼痛在病房里夜以继日地工作。师哲回忆:“我几乎每天都到医院去探望并陪同他几个钟头,帮助解决和处理日常事务中的一些问题……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他,他忽然对我说:‘工作比医病更重要嘛!’我不了解他的心意,便回答说:‘你是来医病的,还是先把病治好为宜。’但他又说:‘我这是外伤,影响不了我的思路和工作。我头脑清醒,精力旺盛,有时兴奋之至。’”

  周恩来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刚出院,他为共产国际撰写的《中国问题备忘录》也完稿了。当时中国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内部矛盾日益凸显,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国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内局势的认识却很模糊,有些人甚至担心中国共产党人也热衷于搞摩擦,而不是集中精力对付外敌。为了解开疑团,说明事实真相,周恩来撰写了5.5万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特点、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工作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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